国外劳动教育的兴起与其本国的实用主义传统是分不开的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在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、帕克、克伯屈等推动下，“做中学”就成为学校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主张，以借此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技能。20世纪70年代，面对就业市场的萎靡不振，学校教育无法培养出能够适应社会的自主谋生的人才，时任国外教育总署长官西德尼·马兰提出了“生计教育”倡议，主张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，以培养学生必需的谋生技能。很快便在社会上取得了广泛认同。1977年，国会又通过了《生计教育刺激法》，通过拨款等方式促进中小学生计教育，劳动教育自此有了法律保障。
据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著作《乌托邦》记载，劳动生产知识不应仅局限于学校，还可以在田野和农场中学习，保证每一个孩子都掌握一项手工业劳动技能。[1]法国教育家卢梭在《爱弥儿》中写到：“当你带着他从一个工厂走到另一个工厂的时候，看到任何工种都要让他亲自体验和尝试一番，而且在他离开的时候，要让他充分的明白为什么那里的每件事要那么做的原因，或者至少要让他明白他观察到的每件事和每样东西。”[2]马克思则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，指出教育与劳动不是对立关系，使儿童生产劳动与智育、体育相结合，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，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。[3]恩格斯在其《反杜社论》一书中也提到，“在社会主义社会中，劳动将和教育相结合，从而保证多方面的技术训练和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。”[4]苏霍姆林斯基进一步阐述了教育与劳动教育相结合，认为教育是劳动与精神生活相统一的创造性活动，可以使教育过程得到根本性改造。[5]然而，国外教育家对劳动教育理论的研究远不止于此。以杜威为首的实用主义教育家主张以活动性、经验性的主动作业来取代传统的书本式教材，倡导“做中学”，认为劳动教育课程既要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儿童的发展需要，又能够以其最原始的形态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。[6]凯兴斯泰纳则提出劳作教育，认为“劳作本位”的教育可以代替传统的“知识本位”的教育。[7]
参考文献：
[1]托马斯·莫尔.乌托邦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82.
[2]卢梭.爱弥儿[M].北京:台海出版社,2016.249-337.
[3]马克思.资本论（第一卷）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.1983:496.
[4]恩格斯.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（第三卷）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.1972:335-336.
[5]常蓉.试论苏霍姆林斯基的劳动教育思想[J].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,2013(2):83-86.
[6]刘新科.外国教育史[M].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2012.155-163.
[7]马立志.凯兴斯泰纳劳作教育思想解析[J].教育与职业,2009(33):157-158.
